自央行3年來首次降息之后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就正式“轉道”穩增長了。中國這盤棋到底如何下成了各界關注的焦點。
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數據顯示，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了明顯下滑趨勢。1-5月份，中國出口同比增長8.7%，低于全年增長10%的目標。前5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20.1%，增速較前4個月繼續回落。房地產市場的交易量盡管在5月份有所上升，但是房屋的開工量、建設投資和土地交易市場仍然比較低迷，股票市場近期出現大幅下挫。這一切都在說明我國的經濟前景不容樂觀。由此，中央政府再次把穩增長放在了更加重要的的位置。
注定的增速下滑
“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政策后，經濟出現滯脹是必然的。經濟承受下滑壓力，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。經濟增長不可能短時間內又恢復至很快的速度。”6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表示。
在賀鏗看來，經濟增速下滑時在預期中的。首先，在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總體上是處在復蘇之中，但是復蘇是緩慢的。因為，它還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。目前來看，美歐共同給出的信息是新能源，但是清潔能源的儲備問題技術沒有解決，風能、太陽能、水能都是不穩定的。如果說技術上有了突破，有可能支撐世界經濟走10年、20年，這個問題沒有找到，所以它的復蘇不可能很快。
其次，我國居民消費的問題不可能在短時期之內大幅度提升。1998年實行積極財政之后，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在不斷地受到破壞。GDP當中的最終消費率由62.5%降到47%。這說明，在財富當中給予勞動者的報酬這方面不得不減少，消費的能力受到制約。這個問題已經使得收入分配結構從1998年到現在不斷惡化，要在短時期之內扭轉這個收入分配的結構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居民消費的問題，增長要在結構慢慢調整之后才可以得到恢復。
最后，我國企業困難也很難短時間內解決。企業成本上升，企業成本上升當中主要又是勞動力成本上升。勞動力成本上升是我國長期實行凱恩斯政策擴張財政，擴大基本建設投資，使收入分配結構遭到破壞，而通貨膨脹也就不斷地加重，通貨膨脹加重，勞動力成本不可能不提升。所以說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，是我們這些年來政策累積的結果，不可能一下得到改變，致使出現了經濟下滑的壓力，而且這個壓力不可能在短時期內解決。
穩增長提升企業活力
為了穩增長，我國最近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。例如，節能家電補貼政策，汽車以舊換新等。但這些政策只能說是輸血式的治療，或者是強心針式的治療。絕非治本之策，反而可能會造成不良的后果。
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表示，終結金融危機帶來的不良影響，既需要進行一次深層次的制度變革，也需要經過一個結構優化、形成新增長點的過程。絕非靠一時的“政策性復蘇”就可以解決的。相反，“政策性復蘇”依賴于刺激性政策的持續，只要“強心針”不接著打，經濟就要下行。而“強心針”不能老打，老打就會加劇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。
李佐軍認為，我國經濟增長已經不能再靠擴大需求的三駕馬車了，而是要靠擴大供給的三大發動機。一是制度變革體制機制改革，二是要素升級技術進步、信息化等，三是結構優化工業化、城鎮化、產業結構升級等.
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，增加企業的數量、質量和企業的活力。企業是主要的經濟活動組織，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。企業數量越多，則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力量越大。在同樣企業數量下，規模較大的企業越多，則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力量就越大。
而企業質量，包括企業產權的清晰程度、產權結構的合理程度、法人治理結構的合理程度、組織結構的合理程度、技術創新能力、市場開拓能力等方面。若某個企業的質量越高，則其生產經營效率越高，競爭力越強。質量高的企業越多，則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力量就越大。
李佐軍認為，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，許多國有企業雖然規模較大，但質量較低，而大多數中小企業雖然規模較小，但質量較高。因此，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，大力發展中小企業，提高非國有企業的比重，也能達到增強促進經濟發展供給力量的目的。
與此同時，我國還要提高勞動力的數量和人力資本、勞動力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以及資本積累和資本運用效率。
賀鏗也建議，首先堅決實行結構性減稅，向企業讓利。幫助那些能夠吸納較多的就業、產品又有需求，但利潤空間又不大的企業渡過難關。其次，要引導銀行服務實體經濟。在貨幣政策上，必須是穩定匯率，促進利率的市場化。最后，認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喊了二三十年，但依然沒有真正的轉變。其根本原因在于執政理念沒有轉變。今后，政府不要把GDP的增長看得太重，應該更加注重民生問題。只有民生問題真正解決好，我國經濟增長才能健康發展。